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
  这里提出要划清的四个界限,都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
  一、关于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进步举世公认,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国人。最突出的是:中国经济30年来以年均增长9.8%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三倍多,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伴随着经济生活的深刻变革,中国社会焕发出蓬勃旺盛的活力,人民享有越来越广泛的自由和权利,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迸发出巨大创造能量;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关系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过程中,我国社会大局始终稳定,长期保持了政通人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一切,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都是了不起的成就,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奇迹”。
  对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和经验,我们党在不断地进行总结。党的十七大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表现,也是我们理解和说明中国发展道路的最权威的理论。
  但是,对于中国这30多年走过的路,也有人作出别样的解读和评说,并且在竭力同我们党争夺话语权和影响力。有人以“反思改革”为名,得出中国的改革走入歧途、已经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实际上就是否定改革,主张回过头去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有人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说成是“普世价值”,鼓吹中国只有接受这些“普世价值”、照搬西方制度模式才有光明前途,实际上就是主张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对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国际上也议论纷纭。西方一些势力虽然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经济成就,但出于其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偏见,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认可中国的政治制度,反而认为中国的成功会威胁到他们的制度模式和价值观。
  政治上的坚定来自理论上的清醒。在关系党和国家发展道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中央主要媒体推出了大量文章,深入回答“六个为什么”;这次中央提出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是回答“六个为什么”的继续和深化,而且使问题更集中。可以说,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有助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面”,有助于回答国际国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的主要关切,有助于抵制错误思想、澄清模糊认识、坚定理想信念,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关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因此,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有第一位的意义。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首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照亮了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探索之路。尽管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但是所有这些变化都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解释和说明。其次,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作了最彻底、最深刻、最缜密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是为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一切不公正社会制度、实现全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代表了整个进步人类的理想和信念。其三,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终结真理,而只是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格。
  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政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党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理论成果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正是由于党在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我们党的实践才能够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反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和现实看,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从右的方面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思想体系和基本原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作用。现实中,有人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有人主张用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实质和要害,就是主张全盘西化,主张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其二,从“左”的方面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根本否定我国的改革开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僵死的教条,拿书本教条来裁判党和人民生机勃勃的历史创造活动,不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敌,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大敌。
  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作为世界观,它是严谨的科学,是对客观世界、客观事物、客观规律的科学反映;作为价值观,它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亦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的是最广大人民对共同富裕、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和试金石。二是思想路线。只有活的理论才管用,僵死的理论只会害死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和思想路线,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明明在实践中行不通的理论还要死抱着不放,那是病态和愚蠢,只会自取灭亡。
  怎样对待非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思想界,除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有大量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学说。在国内,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趋势日益发展,思想理论领域学派纷呈、热点频现;国际上,既有形形色色的左翼思潮,也有日趋活跃的绿色环保思潮等;宗教在世界范围都有广泛影响,其“有神论”的基本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显然是对立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不符合甚至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统统归于反马克思主义,那只会四面树敌、孤立自己。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在同各种思想理论的相互激荡和斗争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创新的历史。对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斗争;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既要斗争,也要尊重、包容、借鉴、吸收。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从来都是一元的,不能多元化。社会思想观念越是多样化,就越是需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如果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动摇全党全国人民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才能有效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从而凝聚起建设国家的伟大力量。
  三、关于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
  划清这个界限,是正确理解“中国奇迹”的一把钥匙。
  第一,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或者说是要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都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价值目标,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则是实现价值目标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我们过去的错误,不在价值取向错了,而在违背了客观规律,结果事与愿违。我们党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解决了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是人类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但却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给我国经济社会注入了以往一切时代都不可比拟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一切发展进步,都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把市场经济成功“嫁接”在社会主义制度上,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
  第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大二公”、近乎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状况,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困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对所有制问题的认识。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正是基于三个认识: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第二,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第三,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的经济,要求有产权清晰的多元化的市场主体,要求各市场主体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要求市场主体之间形成公平的竞争关系。即便同是公有制经济,也要求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实践证明,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逐步消除了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绊,形成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
  我们党在确定改革目标时就明确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有效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周期性起落,总体上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巨大威力。没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宏观调控就不可能如此有效。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既有利于抑制市场经济的自身弱点和消极方面,又可以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第三,廓清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种种迷雾,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思想交锋。反对的声音来自“左”、右两方面。右的观点视公有制为万恶之源,把私有化说成包治百病的良药,极力主张全盘私有化;“左”的观点则认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是搞私有化,就是发展资本主义。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公有制就没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没有妨害经济发展,恰恰相反,它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这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是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推动力的,而中国的城乡土地公有制为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推进提供了有规划、高效率、低成本的土地资源支撑,同时又避免了世界上一些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贫民窟等现象。虽然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中发生了一些问题,但那并不是主流。事实的主要方面是:土地公有制是中国能够创造经济奇迹的最大“奥秘”之一。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以“休克疗法”搞私有化运动,结果导致经济急剧衰退,贫富两极分化,财富集中于极少数寡头。在拉美地区,实行西方兜售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搞私有化越坚决的国家,危机就越严重。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巨头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它们的高管在正常年份大把捞钱、薪酬高得吓人,而危机爆发后却要由美国政府拿纳税人的钱为其注资救助、实行部分国有化,甚至一边拿政府救助一边还要发放高额红利,激起公愤。问题在于这些大银行、大公司掌握着美国经济的核心和命脉,大到不能倒闭。这难道不恰好证明中国由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体制的合理性吗?
  对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从实际出发看问题,深层原因在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政策的根本依据;我国面临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造成的重要发展机遇,机遇稍纵即逝、时不我待,但在抢抓机遇、加快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偏重于经济增长、经济效率而对社会发展、社会公平、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重视不够、兼顾不够的问题;市场机制主要解决的是经济效率问题,在许多领域市场是失灵的,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市场缺陷的产物,也表明我们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不足;任何国家要发展都必须对外开放,封闭只能窒息自己的生机,但是当今世界经济体系是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体系,我们在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发展外贸的同时难免要付出代价、要承受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带来的压力。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正是为了解决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总之,我们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和内外环境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这种历史条件和内外环境不由我们选择,也无法超越。我们只能从实际出发,务实地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任何因循守旧、拘泥于书本教条的想法和做法都只会葬送社会主义、葬送党和国家的前途。只有这样看问题,我们才能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自觉划清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四、关于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
  划清这个界限,是正确理解“中国奇迹”的另一把钥匙。
  第一,发展是中国的首要任务,稳定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近代史上中国积贫积弱,备受列强欺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是全民族最强烈的愿望;中国历史上长期动荡、战乱频仍,人民深受其害,能否实现社会团结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是衡量政治制度是否适用的最重要标准。近代以来中国真正在社会政治稳定的条件下发展经济,只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几十年时间。离开共产党的领导,搞西式民主,中国肯定会来一次大折腾,折腾出一个政党林立、纷争四起、国无宁日、动乱不已的乱世,折腾成一个四分五裂、虚弱不堪的西方附庸国。事实证明,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政权的稳定、人民的团结,保证中国能够沿着正确道路长期稳定发展。
  第二,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优势。我们党从来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党执政后领导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民主实践,在根本改变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命运、实现社会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等方面取得了旧中国不可比拟的巨大进步。党在民主问题上犯过错误、走过弯路。但从本质上看,是党和党的领导人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党内产生骄傲自满、个人崇拜、头脑不清醒导致的,也与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与我们党在长期战争环境中形成的领导方式,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模式影响,与应对新中国成立后国际敌对势力的包围,与经验不足等因素有关,这与反民主的独裁、专制的性质根本不同。为国为民,是我们党不变的灵魂,这使党具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自我更新能力,能够郑重对待自己的失误,总结经验教训,勇于改革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创造了经济高速成长、社会充满活力、政治安定团结的成就,而且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突如其来的重特大自然灾害和传染病疫情,从容应对了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重大突发事件,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国际政治、经济风浪的重大考验。香港、澳门回归,“神舟”、“嫦娥”飞天,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功,抗震救灾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出色表现,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市场基础上强有力的宏观调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全国一盘棋的动员组织能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协作机制,这些在国际比较中显示出巨大优势的“中国特色”,离开党的领导也是不可想象的。一切不抱偏见的人们都应该承认: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创造“中国奇迹”的政治保证,也是别的国家比不了、学不来的制度因素。
  第三,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事实证明,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基本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西方看中国的一个流行观点是:经济上是好的,政治上是坏的;经济上在改革,政治上不改革;经济上在搞自由市场经济,政治上还是极权专制。这是一种根本站不住脚的观点。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不适应并阻碍了经济发展,它就必然要被改变。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项政治决定,它改变了过去严重束缚经济发展的旧体制,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新路。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并不是孤军突进的,而是伴随着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广泛深刻的变革。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反过来证明了中国政治上的成功。在当今世界,我们看不到还有哪个与中国有可比性的国家比中国发展得更好、更成功;相反,我们看到了很多可以从反面或者侧面证明中国的路走对了的事实。
  第四,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步实现。民主从来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断发展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其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在当代中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政治保障。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各级领导层实行的集体领导制度、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等,是国家生活中切实管用的民主机制、民主因素,是中国式民主的特点和优势。我们承认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中国在实现人民民主方面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将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适应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发展的有益经验,但不会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不会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
  第五,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没有“普世性”,照搬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现代西方民主制度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才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而且已经是弊端丛生。一是金钱操控。西方民主早已成为“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和资本玩弄民意的过程,竞选活动拼的就是金钱。西方民主游戏中的权钱交易固然与当事人个人操守有关,但根本原因还在制度层面:烧钱的选举必然产生捞钱的腐败。二是形式至上。现代西方政治已使民主形式化、工具化,造成民主的异化。选举是西方民主最主要的形式,几年一次的选举搞得挺热闹,但选举一过,民主就“沉睡”了,民众对政府日常施政的影响力十分有限。西方向世界输出民主,实际上就是输出选举,甚至不惜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把西式选举强加给别国,以为只要搞了选举就是民主国家了。三是僵化停滞。西方民主已成固定模式,逐渐丧失活力,任何改变和创新都十分艰难。民主的僵化常常导致决策上的僵局,反对党“为反对而反对”,致使一些重大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僵化和停滞还造成优秀政治人才严重短缺,不少西方国家为选不出合适的领导人而苦恼。放眼当今世界,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不同而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没有一个是真正成功的。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关键要看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这就是我们的民主观。中国共产党是有伟大创造力的党。党一定能够领导人民探索建立起一套不同于西方、符合中国实际、具有自己特点的民主政治制度体系,我们应该对此充满信心。
  五、关于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意识形态等软实力因素在国际竞争和斗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自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至关重要。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旋律。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创新中不断发展,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日益深入人心,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度不断提高,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成为思想精神领域最强劲的主流;另一方面,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意识仍广泛存在,国外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也乘机而入,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融、激荡十分突出。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新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都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本质、最重要的部分。在这个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灵魂,提供的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主题,鼓舞和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精髓,深深熔铸在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为民族复兴提供着不竭动力;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基础,为在社会生活中确定价值取向、作出道德判断提供基本准则,发挥着引领风尚的作用。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应该是相对稳定的,要长期起作用;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必定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个价值体系不应该是封闭的,而应该是开放的,必须要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有益的思想文化成果,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更重要的是,这个价值体系需要在全社会宣传推广,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所掌握,真正成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旋律,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生命线。
  第二,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残余影响仍然广泛存在,肃清这种残余影响仍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他深刻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他指出,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还表现在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的官商作风、本位主义,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作风,对科学教育的不重视,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他强调,对待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邓小平同志的这些分析和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残余受到进一步的涤荡。特别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施政到百姓生活,到处都在讲以人为本,都在讲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都在讲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种“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理念,是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也是指引中国社会未来发展进步的重要战略思想,其意义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
  第三,世界范围内围绕发展模式和价值观的斗争日益凸显,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影响正日益成为我们面对的主要挑战。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斗争中,提出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口号,以此为思想武器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并取得胜利,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为实质内容的核心价值观。在西方社会现实中,金钱、财富决定一切,决定你的自由度,决定你在民主游戏中地位,决定你享有的人权水平;如果没有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没有对享乐、消费的无限贪欲,没有在财富欲望驱动下的“个人奋斗”,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得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本质,曾经给予大量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场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暴露了那些作为资本人格化的华尔街精英们追逐金钱、贪婪无度的本性。无数的事实表明:西方公开标榜的自由、民主、人权,早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而只是美妙动人的广告语和贴在门上的标签。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内核,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民主、人权不过是包裹在这种内核外面,并为其提供条件和保障的抽象话语、法律条文。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利用其经济科技强势地位,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推销西方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企图建立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一统天下的国际格局。但是,接受西方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局动荡、经济萧条的事实,使西方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广遭诟病。特别是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引发了国际上对西方制度模式的反思。但是,由于西方垄断国际舆论话语权,长期宣传西方意识形态,使国际社会形成顽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在我国社会全方位对外开放和西方主导国际舆论的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对国内的影响正日趋扩大。
  我们同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只有努力构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才能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保持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使13亿人民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